不动产交易信息披露义务研究——基础框架的设定

信息披露在不动产交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复杂的难题。通常来说,信息披露义务的根据具有多元性,既包括效率也包括道德和政策。而信息披露义务的设定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如信息的性质、信息取得的社会价值、信息主体等,该义务的设定必须实现一般原则和例外规定的统一。信息披露的范围极可能是内在于不动产也可能是外在于不动产,法律对两者的态度不完全一致。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则可能适用错误、欺诈、显失公平甚或违约规则进行处理。     

国家立法赔偿的逻辑

现实中有立法赔偿的需求,但在学理上却无法提出完整的逻辑论证,应当在纷繁的论争中分清事实与逻辑,通过审视事实背后的逻辑来完成对立法赔偿的理论论证。对于针对特定主体的违宪处分行为或明显过错下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应进行国家赔偿,其过错由议会集体承担。     

关于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腐败现象迅速孳生。以权钱交易、权力滥用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其在刑事犯罪中所呈现出的蔓延之势,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文章在简介职务犯罪概念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并探讨了预防与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论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自动驾驶汽车是人类研发、制造、使用和管理的智能产品,不是犯罪主体或刑事责任主体。在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其生产者、使用者和其他人员难以按照我国现有刑法的罪名定罪处罚。除非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有专门的规定,驾驶位人员不接管汽车或接管后无力改变交通事故结果的,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其他管理过失犯罪。驾驶位人员的注意义务是阻止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下发生交通事故,其注意义务不应过高。允许的风险、紧急避险理论不能为自动驾驶汽车紧急路况处理算法的生产与应用提供合法、合理的解决方案,生产者遵守算法安全标准仅可以使生产行为合法化。鉴于现行刑法不适应自动驾驶汽车应用的特性,我国应当建立以生产者全程负责为中心的新刑事责任体系,使之在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和应用两个阶段承担安全管理责任,生产者拒不履行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安全管理义务且情节严重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排污方责任或第三人责任——对于《水污染防治法》法律责任的反思

本文章对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反思。作者认为，水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先由排污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不符合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理，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完全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能提高水污染案件的解决效率，更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建议立法者将第八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细化，分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责任，并引进发达国家的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救济制度，真正做到利益衡平和法律内部的协调统一，在充分保障污染受害者的权益的同时也维护企业的合法权利。     

论行政主体防灾减灾义务的法律构建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任务。在进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对行政主体的防灾减灾义务的规定。而行政主体防灾减灾义务的履行程度是衡量行政主体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从这一角度来讲,对行政主体的防灾减灾义务进行法律构建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行政主体承担防灾减灾义务的法理基础、防灾减灾义务的范畴等的探讨,进一步提出行政主体防灾减灾义务的法律构建框架。     

诉讼监督与司法领域职务犯罪预防

目前,我国的诉讼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这种单一方式必然导致监督的滞后和效能低下。检察机关要通过建立规范的、同步的诉讼监督机制,适当扩大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使司法活动在公正、公开的环境下进行,只有建立完善的司法领域职务犯罪预防体系,才能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诉讼环节的职务犯罪。     

中国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初探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我国毕竟是第一次尝试，我们有必要对其运作模式、制度建设、资金保障、组织管理、腋务对象、服务范围等做一个理性的探索，为将来在全国建立这项制度做好思想上的准备。该项目的实施，为在中国推行和构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打下扎实的基础，对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机制的构建

监管场所职务犯罪获取线索难、主体特殊查办难、案情线索掌控难,构建科学化、规范化的监所检察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体系,应以坚定的法制观念和高尚的法律操守作为基础,以尊重事实注重证据为核心,并涵盖侦查方法科学化、侦查过程规范化、利用科学技术固定证据有效化为主要内容。     

市场管理者商标间接侵权之过错认定

市场管理者商标间接侵权主观过错的认定,不能采取美国式的单一标准,而应该进行类型化分析。类型化的基础在于区分不同的市场营销模式,类型化的方法在于区分不同性质的收益。